本會前主席關愛睿博士（The Rev. Dr. Erik Kvan）於二○○三年二月十一日在香港瑪麗醫院主懷安息，享年八十有六。本會同寅深表哀悼。

關博士畢生致力於推動本港福利及教育事業發展，為本港復康服務的先驅者。關博士於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九九年擔任本會主席，領導本會凡三十二年；對本會發展，作出無比貢獻，惠澤萬千嚴重傷殘人士及其家人。

我們謹對關博士多年來對本會的貢獻，及對傷殘人士的支持和關懷，致以衷心的敬意。

 *****************************************************************

以下是關愛睿博士於二○○三年一月十七日出席主持本會愛睿工場及宿舍開幕禮的致辭全文，以及一些當日所拍的照片 -- 讓我們一同緬懷關博士的風采！

何博士、林署長、各位來賓，各位香港痙攣協會的成員：

也許與大家所想的相反，起碼表面上是如此；今早，我是懷著極度遲疑的心情，站在這裡。

當我醒悟到要在今天這個場合發言時，我即時想到我應該說些什麼，以符大家的期望呢？我是不是要為自己寫篇悼文？但我的一生還有未完結啊。那麼，發表一篇自傳吧，但我又不應強迫大家靜聽我的成長故事。還是，藉著這榮耀的一刻，為我的過去作出反省；但誰又會有興趣聽我的自我反省呢？可是，在這個特別以一個人的名字命名的一所服務單位的典禮上，似乎又有需要說明何以由一大群人的工作和努力而得來的成果，要以當中一名成員的名字命名。何以這一大群人會作出這樣的一個決定呢？

思前想後，我覺得美國詩人艾略特的一首詩篇《阿爾弗瑞德、普魯弗洛克的情歌》，最能表白我心：

那時候我該提出嗎？
可是我怎麼開口？
說道：「我是拉撒路，從死人那裡，
來報一個信，我要告訴你們一切」

那麼，歸根到底，是不是值得，
是否值得在那許多次夕陽以後，
在庭院的散步和水淋過街道以下，
在讀小說以後，在飲茶以後，在長裙拖過地板以後，人生中似乎有無數的以後
說這些，和許多許多事情？ --
要說出我想說的話絕不可能！

但在這詩篇其後較正面的描述，更能反映我今天所想：

不！我並非哈姆雷特王子，一個著名的猶豫主義者，
我只是個侍從爵士，能逢場作戲，
能為一兩個景開場，
或為王子出主意，就夠好了；

在現在這十分鐘，我站在這個以我的名字命名的舞台中央，作為主角。

就這樣吧，先讓我念出那些要點，再詳作解說，然後待你們看看這究竟是篇悼文還是自傳。以下艾略特寫於1917年的詩句，實在是我作為一名義工在協會早年（1965-1970）的最佳寫照：

不！我並非哈姆雷特王子，一個著名的猶豫主義者，
我只是個侍從爵士，能逢場作戲，
能為一兩個景開場，
或為王子出主意，就夠好了；
無非是順手的工具，
服服貼貼，巴不得有點用途，
細緻、週詳，處處小心翼翼，
滿口高談闊論，但有點愚魯；
有時候，老實說，顯得近乎可笑，
有時候，幾乎是個丑角。

我聽見女水妖彼此對唱著歌。

我不認為她們會為我唱歌。

你們真的要多謝工作人員只給我10分鐘，因為這詩篇還有數頁才完。

讓我從頭再起，

不！我並非哈姆雷特王子，一個著名的猶豫主義者，
我只是個侍從爵士，能逢場作戲，
能為一兩個景開場，
或為王子出主意，就夠好了；

當我參與協會董事會工作的頭幾年，我和大約半數的董事會成員花了不少時間，構思和設計為肢體傷殘人士的服務。不同的構想，化為一封封給予政府（他們才是上述的王子）的長函。當函件寄出後，我的職責便是要約見當時的社會福利署長和教育署長。我記得我首先到利園大廈五樓，得到社會福利署長魯佐之先生 (Mr. George Rowe) 的接見。他耐性地向我說：「你們構想的最大問題是缺乏傷殘人口的數據；若我們開設一些服務中心，我們不知10年後是否仍有需要。屆時，單就對職員的合約承擔，將會對政府的財政構成壓力。」事實上，我們當時只是提出開辦一間中心 -- 而今天開幕的，是我們的第40和41間。在總結我們的會面時，魯佐之先生表示政府並無計劃，亦無財政預算，為這些服務作未能估量的承擔。

在多謝過署長對我的款待後，我走到樓下的教育署，接待我的是當時負責特殊教育的助理署長魯依麗女士 (Ms Elizabeth Rowe)，她是魯佐之先生的妹妹。除了接待的官員不同外，我得到了完全相同的答覆 -- 政府不能為這些服務作未能估量的承擔。

魯女士事實上亦有就我們的對話作過一些跟進工作。她放下了她的官職，以義工的身份，在小學探討了跟不上學業的學童的問題。透過課堂上的觀察，她察覺到有些學童似乎在視覺或聽覺上出現問題。經過進一步細心的了解，她發現聽不到老師授課的，是由於他們未有適當地清潔自己的耳朵；看不清黑板的，是由於他們的眼鏡度數不合適。就是這樣，她認為要解決這些學童的問題，十分簡單，甚至只需將他們的座位移近老師或黑板，便可即時得到解決，實在無需任何昂貴的方案，或建設特殊學校。因此……

但我和其他董事會成員並沒有感到氣餒。我們只當作是我們認識政府的思維和解決問題方法的學習。半年後，我們再次進行相同的學習之旅，亦得到相同但友善的回應，認為我們的問題，只要招募多些義工便能解決。

直至有一天，我們在先後的2個約見中均得到截然不同的回覆：政府批出地方及將會在下個財政預算案中撥款津助一所服務中心和一所學校的經常費用。在完全沒有準備的情況下，我們那些美麗的構想，雖然還未有具體的執行步驟，變成我們實踐大計的藍圖。我們以往在面見官員時所承受著的困惑與疑慮，終於得到了回報。當計劃得到成功推行，大家均感到難以置信。事實上，有一件事情，起著一定作用，我還未有說出來。就是我們與有關部門官員多次的對話，令他們了解到我們工作的實質意義。另一個也許重要的因素，是我們董事會成員雖然不是受薪職員，卻也參與了前線的直接服務；這個優良作風，也就一直延至現在，為協會服務的質素，作出貢獻。可惜 -- 或者從精神上應是可喜的，是我們從未嘗試計算，或紀錄他們參與的時數。當然，相信數字也會是頗為可觀的。

董事會亦明白實際需要的一面，於是就透過舉辦電影首影禮，籌措金錢。並向小童群益會和循道英語教堂借得地點作為臨時校舍，在灣仔開辦2間中心。我們有幸得到來自中國大陸經驗人員的加盟，他們的經驗支援了學童和家長的需要；而參與著前線工作的董事，亦不斷吸取服務經驗，在與有關官員溝通時，發揮積極的作用。因此，我們的計劃不單僅有理論。董事會更開始派員到海外搜集相關學科的資料，就是這樣，協會的規模便逐漸大起來。當然，其他志願機構也經歷了差不多相若的過程而成功地建立起來。當一個服務的氣候形成後，大家的生活也就容易得多了。可是機構間的關係卻開始變得複雜 -- 我們既是伙伴，但也必須競逐資金和發展的空間。多年前成立的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在協調機構方面發揮著少許的作用，而其中的2位成員：方心讓教授和郭樂年神父，卻扮演了極具重要的角色。郭神父生前致力關注傷殘人士的通道問題，他的的功績，透過行人道上供輪椅使用的低邊石得到體現。我們更慶幸方教授仍在我們中間，並送上對他的無限祝福；他約在2年前因中風而變得不便行動，幸而透過一些從海外引進的方法，得以重投他委以一生的復康事業，正如他在其最近出版的自傳中所言。

因此，儘管我們在早期被人覺得荒謬可笑，甚至譏為愚公。但當一些看似荒謬的事情得以實踐，愚公的行徑，也就變得蠻有智慧。事實上，很多大事業的發生，都是由愚公推動的。我們甚至要慶幸我們之間有著不少愚公，他們相濡以沫；他們的名字不似我般廣為人知，得到嘉許，我僅祝願他們亦有得到嘉許的一天，不論以何種形式。

讓我回到艾略特的詩篇，我從未聽到過女水妖彼此對唱著歌。我更亦從未想過女水妖們竟會藉著今天的典禮，透過你們坐在這裡，為我歌唱。正如詩人要為詩篇作結，我亦以如下的說話，為我的講詞作結。各位委身復康界工作的朋友，無論現況多麼困難，我們仍必須抱有夢想。因為，女水妖既然有為我們唱歌的一天，那麼正如安徒生的童話故事，夢想也會成真。

多謝各位。